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
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，被后世尊称为“史圣”、“太史公”。
司马迁（约前145年或前135年－不可考），字子长，左冯翊夏阳（今山西河津）人（一说陕西韩城人）。他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，中国最具权威的史学家之一，被尊称为“史迁”、“太史公”、“历史之父”。
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学世家，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的太史令。自幼受家庭熏陶，司马迁博览群书，十岁即能诵读古文。二十岁时，他开始了壮游生涯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考察古迹，采集传说，为日后撰写《史记》积累了丰厚的素材。
公元前108年，司马迁继任父职，出任太史令，得以阅览皇家典籍。公元前104年，他开始着手编写《史记》。然而，公元前99年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，司马迁触怒汉武帝，被处以宫刑。这一巨大的身心摧残并未使他屈服，反而激发了他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”的豪情。他忍辱负重，发愤著书，最终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——《史记》，全书共一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
司马迁的一生跌宕起伏，从少年壮志到中年受刑，再到晚年完成巨著，每一个节点都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文化的走向。
出生：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，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。
仕途起步：任郎中，开始步入仕途。
壮游天下：二十岁开始漫游，南至长沙、昆明，北至齐鲁、梁楚，考察历史遗迹，收集史料。
继任太史令：父亲司马谈去世前嘱托他完成修史大业。司马迁继任太史令，得以接触皇家藏书。
开始修史：司马迁正式着手编写《史记》，修订太初历。
李陵之祸：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，触怒汉武帝，被捕入狱，后被处以宫刑。
出狱任职：受刑后出狱，任中书令，继续隐忍著书。
完成《史记》：历经十余年艰辛，终于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《史记》，约五十二万字。
《史记》原名《太史公书》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，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它不仅是史学的巅峰，也是文学的瑰宝，鲁迅先生誉之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
司马迁创造性地构建了由五种不同体例构成的庞大史学体系，这种结构被称为“五体”：
| 体例 | 性质 | 数量 | 作用 |
|---|---|---|---|
| 本纪 | 帝王传记 | 12篇 | 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，是全书纲领 |
| 表 | 大事年表 | 10篇 | 用表格简列世系、人物和史事，理清脉络 |
| 书 | 典章制度 | 8篇 | 记叙历代制度沿革，涉及礼乐、天文、经济等 |
| 世家 | 诸侯传记 | 30篇 | 记载诸侯王国和重要人物（如孔子、陈涉） |
| 列传 | 各类人物传记 | 70篇 | 记载各种代表人物，包括少数民族和外邦 |
这种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纪传体例，成为了后世“二十四史”的标准体例，影响深远。
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，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。《史记》在叙事艺术和人物刻画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：
例如在《项羽本纪》中，司马迁不仅记录了项羽的军事成就，更深刻剖析了其性格缺陷导致的悲剧结局，展现了极高的人性洞察力。
《史记》记载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年，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天文、地理、民族、外交等各个方面，堪称西汉时期的“百科全书”。
设有《匈奴列传》、《西南夷列传》、《朝鲜列传》等，记录了周边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汉王朝与他们的外交关系，体现了开阔的民族观。
《平准书》、《货殖列传》专门记录经济活动和商人地位，肯定了追求财富的正当性，具有进步的经济思想。
《历书》、《天官书》记录了天文历法成就；《乐书》、《礼书》探讨了礼乐制度，展现了丰富的文化视野。
司马迁的思想体系复杂而深刻，既受儒家思想影响，又融合了道家黄老之学。他在《史记》中表现出的历史观、价值观和爱国情怀，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提出了著名的“发愤著书”说。他认为，许多伟大的著作都是作者在遭遇困境、内心郁结时创作出来的：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……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、坚持理想的精神，是司马迁人格魅力的核心，也是激励后世文人志士的重要精神财富。
司马迁坚持“实录”精神，主张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。他在描写汉武帝时，既记录了其文治武功，也揭露了其迷信方术、穷兵黩武、残害忠良的一面。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，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也难能可贵。他敢于为失败者立传（如项羽），为下层人物立传（如游侠、刺客、商贾），体现了平等的人文关怀。
司马迁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。他一生忠于国家，关心百姓疾苦。在李陵事件中，他出于公心为李陵辩解，虽遭严惩，但其初衷是希望国家能正确使用人才。他的爱国思想超越了单纯的忠君，更多体现在对民族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渴望上。
| 评价者 | 评价内容 | 意义 |
|---|---|---|
| 班固（东汉） | “善述事理，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故谓之实录。” | 肯定了《史记》的史料价值和实录精神。 |
| 鲁迅（近代） | 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” | 高度概括了《史记》在史学和文学上的双重巅峰地位。 |
| 王国维（近代） | “司马子长，中国之大诗人也。” | 强调了司马迁作为诗人的情感深度和艺术表现力。 |
| 胡适（近代） | “中国最伟大的人……他是中国历史学的奠基人。” | 确立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核心地位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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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写《史记》主要有三个原因：一是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愿，完成修史大业；二是出于对历史的热爱和责任感，希望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；三是遭受宫刑后，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，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人生价值，即“发愤著书”。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详细解释了这一心路历程。他认为死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如果此时自杀，如同“九牛亡一毛”，无人理解他的志向。他选择忍辱偷生，是为了完成《史记》这部不朽巨著，实现更伟大的生命价值。
“纪传体”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体例。司马迁首创了以“本纪”记帝王，“世家”记诸侯，“列传”记重要人物的结构，辅以“表”和“书”。这种体例能够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现历史人物和事件，比之前的编年体更利于刻画人物性格和梳理历史脉络。
司马迁的历史观具有进步性：1. 重视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（《货殖列传》）；2. 主张历史进化论，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；3. 强调“天人合一”但又质疑天命，重视人事；4. 具有民本思想，关注百姓疾苦。
《史记》是成语的大宝库，如：破釜沉舟（项羽）、卧薪尝胆（勾践）、负荆请罪（廉颇蔺相如）、图穷匕见（荆轲）、完璧归赵（蔺相如）、霸王别姬（项羽）、胯下之辱（韩信）、指鹿为马（赵高）等，这些成语至今仍广泛使用。
两人并称“史界两司马”，但时代和著作不同。司马迁是西汉人，著《史记》，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；司马光是北宋人，著《资治通鉴》，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。两人侧重点和体例均不同，但都是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。
司马迁的故乡是左冯翊夏阳，即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。韩城市建有司马迁祠墓，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。也有学者认为其祖籍为山西河津，两地相邻，文化同源。
“太史公”是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时的官职称呼。司马迁在书中多次自称“太史公”，并以此命名其著作，以纪念父亲的官职和自己的职责。后来为了避讳或习惯，逐渐演变为《史记》。
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是复杂且批判性的。一方面，他记录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，如开疆拓土、独尊儒术；另一方面，他通过文字隐晦地批评了汉武帝的迷信、奢侈、穷兵黩武和严刑峻法。这种直笔精神体现了司马迁的史德。
建议初学者从《列传》中的经典篇章入手，如《项羽本纪》、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、《刺客列传》等，这些故事性强，易于阅读。同时，可配合白话译文或名家评注本（如中华书局版）一起阅读，以便更好地理解文言文史料。